名物度数之讲求即是朱熹先知後行的问题意识重点，阳明亦不反对，只是更关切成就自家心体的问题，亦即是否在主体心行上立志实践的问题，至於名物度数，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。

由此可见，阳明特重实践一路，也只从实践一路理解别人的所有的话语，以及诠释别人的理论，但对涉及理论的材料认识却不够全面，仅以一两句话语的内容即发为评论。[10] 说朱熹之理学讨论为告子义外说之思路确实是笔者的意见，朱熹也未必正确理解告子，朱熹确实不会承认自己是告子，朱熹还批评象山是告子。

这样看来，朱熹何有未免为二的主张？何有析心与理为二的立场？阳明不善读，又己意甚强，故而误解朱熹。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。从濂溪、横渠、而至明道是此回归之成然。朱陆在形上学问题上没有对立，在工夫论问题上也没有对立，却对彼此及对方子弟的工夫修养境界时有争执，因此这便是个人修养之争的问题，而这正是道通对两人的批评的重点。九川曰：看他论学，篇篇说出骨髓，句句似鍼膏肓，却不见他粗。

苟无是心，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，与己原不相干，只是装缀，临时自行不去。而熹自觉虽於义理上不敢乱说，却於紧要为己为人上，多不得力。但孟子讲义内亦无误，重点是孟子是在讲主体要去实践这些敬、孝、爱、信、别等义理时，当然是在心内提起此一价值意识才能成就的，故说义内。

墨子兼爱，行仁而过耳。阳明谈的正是本体工夫的宗旨，然依朱熹，要追求国治与天下平的目标，故而是要先知道往哪里走，才去走，这是就外在事物的客观认识来说的。当然，阳明自己更没少了被时人批评之事，政治官场上暂不说，就是在哲学讨论的学术阵营里，如罗整庵及湛甘泉对其都有批评，但却多为直接针对理论，而不是针对个人了，此阳明或为不及罗整庵及湛甘泉之处矣。这正是《论语季氏篇》的一段内容。

不过，批评朱熹分内外的立场是阳明一贯的思路，仍应视为是这段文字的真正要点。今世学术之弊，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？谓之学义而过者乎？抑谓之学不仁、不义而过者乎？吾不知其於洪水、猛兽何如也。

以格物而说的知行分裂、没有实做工夫义。即物穷理，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。（五）物必有理，皆所当穷。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，辄为动气。

这正是阳明的批评重点，阳明关心的是，真正在实践上产生障碍的是自己的私心，因此首先要拿已经知道的道理去实践，实践之後，接着也还是会产生私欲，这时就要继续克制私欲，所以才说走得一段，方认得一段。又见：为学有讲明，有践履，大学致知格物，中庸博学审问谨思明辨，孟子始条理者，智之事，此讲明也。但是，笔者要指出，牟、劳二先生也可以说就是奠基在诠释程朱、陆王之分派对立的评价中，建立他们自己的创造系统，因此，与其说他们在为程朱、陆王学说做文本诠释，不如说他们是藉程朱、陆王的互相批评的话语，建立他们自己的哲学系统。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，皆是不器。

（七）物我一理，才明彼，即晓此。又曰：人要随才成就，才是其所能为。

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，忘其身之陷於罪戮，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。笔者以为，此事无需争辩，各人有各人的系统，都是藉《孟子》来发挥的，一旦以自己的系统来发挥，则《孟子》的原意已退位给朱、王两人各自的系统来使用，所以是两套不同的理论系统共用了同一套文字系统的冲突，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理论上的冲突的。

从朱熹谈格致穷理说以批评其为义外之说，与批评其为析心与理为二之说，是同一套思路。王阳明讲的入门下手之不同，就是他对朱熹的种种批评的意见中所示的，包括析心与理为二、理在心外、义外说、格物的方法等等。又，此先知之工夫即是求事事物物之理，故而说格物致知时，常与《易传》穷理说合并为一以为讨论。切己自修是阳明要强调的本体工夫，但是，朱熹之所以能够考索着述，就是站在切己自修的意志上千锤百炼而出来的实功。至於於讲明之际，亦必有切己自修之反省事业在，切己自修是提起价值意识、自我觉醒、知是非善恶及知人生方向，考索着述是研议经典、究明知识、传承文化、为士子留下治学的依据。朱熹强为结构，基本上是在他的先知後行的架构上设定的，文本依据是《大学》。

当代中国哲学界，从冯友兰的程朱、陆王二分为理学、心学之说，到牟宗三的陆王嫡传、程朱别子之说，以及劳思光的程朱形上学、陆王心性论之说，在在都是站在朱陆之争及阳明批评朱熹的基础上二分两系。孟子云：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

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。然毫厘之差，而千里之谬，实起於此，不可不辨。

[26] 参见：杜保瑞《南宋儒学》＜第七章：朱熹经典诠释进路的工夫论建构＞，台湾商务印书馆。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，亦未尝离却事物，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。

世之所传《集注》、《或问》之类，乃其中年未定之说，自咎以为旧本之误，思改正而未及，而其诸《语类》之属，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，固於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。论断他人的实践是不容易的，研议他人的理论才是有明确工作对象的学术活动，王阳明谈的是朱熹的实践活动，而不是他的理论，朱熹的理论有不同於王阳明的问题意识，因而有不同的命题主张，朱熹不会因为反省自己的修养不足，即改定他的哲学意见，这是完全不同的范畴，是阳明自己混淆了。观此，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，然吾以为不可，既不知尊德性，焉有所谓道问学《象山先生全集·卷三十四·语录》。最後再讨论阳明对朱熹其人、对朱陆之间，以及对象山本人的态度，从这些对朱、陆个别人品的发言态度，可以看出阳明对朱熹的既欲近之又欲远之的复杂心态。

[4] 参见，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，陈荣杰着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88年2月修订再版，页457。故真相应先秦儒家之呼应而直下通而为一之者是明道。

然而，笔者的努力却是，尽管阳明有种种的理论错置，及对朱熹忽冷忽热的不一态度，朱、王之间的根本形式应该是，虽有差别，却无对立。遗憾的是，命题之意涵不决定於後人之妄行，阳明竟以後学者之妄行以定义朱熹之哲思，岂合理乎？ 朱王两种问题根本不同，本来可以层次分明，阳明要不强人曲己，哲学理解力有偏差。

究其实，朱陆有文辞交锋，阳明对朱熹有批评意见，这都是使得程朱、陆王成为宋明不同阵营的事实。能尽其心，是能尽其性矣。

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，师又可恶乎？[35] 本文为阳明弟子道通之来信及阳明的回应，道通讨论对朱陆之争的态度问题，道通自己的态度是不需论究朱陆是非，论究者都是自学不明的人，而朱陆彼此之争，正显示朱陆二先生工夫不纯熟。而阳明处理的是行的意志力在於自家身心中，实践之前早已预设了知道所行的方向与方法，所以竹子本身当然没有行动的道理，而是主体的意志决定了行动，因此枯坐竹前必致思成疾。三、王阳明对朱熹格物工夫论的批评 格物是《大学》文本中的命题，朱熹依《大学》本末终始、先知後行之意旨以为文本诠释，而阳明却以本体工夫进路做创造性诠释，并且对朱熹的工夫实践成果有所批评，也就是说，法病与人病一齐攻击。阳明对象山个人亦有说法，参见： 又问：陆子之学何如？先生曰：濂溪、明道之後，还是象山。

孟子言主体的意志，谓仁义内在，告子谈价值的确定，谓仁内义外，两造皆成立，且所谈问题根本不同，故无需争辩对错。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，只得如此说。

[12] 参见：杜保瑞，2009年6月，＜朱子谈本体工夫的项目与义涵＞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《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__以朱子学为中心》页87-111。文中，王阳明亦说至善是心之本体之旨，此即是预设形上学的性善说，以此性善之本体发为心行实践之工夫，此亦同於孟告之辩中的孟子以仁义为内之说之意旨，可以说阳明是在谈主体实践的工夫，主张义是由心内发出的，这正是谈的本体工夫论，然而，此义亦决是朱熹所重[13]，惟在工夫次第中讲先知後行时，朱熹就是在谈社会实践的事务客观处理原则，与阳明所谈的问题不同。

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，苟能取以为善，皆是砥砺切磋我也，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。且朱熹为一大儒，必能受人实攻，故阳明子所言，未必非朱熹所喜，此不以小人之心度朱熹也。